梵音的翻譯以及盛唐時期的中古漢語 (二)

中古漢語總共有三十六聲母，十六攝，茲列表如下(以下的聲母和韻母表可按圖放大瀏覽)*：

聲母**：

韻母 (十六攝)**，以下的韻母表依攝列表，每個攝下面均有三格；第一個為一等韻，第二格為二等韻，第三格則為三、四等韻：

*表中的聲母和韻母的擬音為「晚期中古漢語」(Late Middle Chinese, LMC)。聲母和韻母表式則根據黃笑山 (1995) 稍作更動。

**註：聲母和韻母的構擬依據Pulleyblank (1991)

參考資料：

1.黃笑山, 1995. 《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臺北文津出版社。

2.Pulleyblank, E. G.(浦立本),1983.“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1991.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待續)

德希達、作者已死、紫微斗數 (二)

由於「邏各斯中心主義」過於強調直接性、在場、而排斥差異和距離，於是共時性和歷時性就被分裂開來了；揚共時而抑歷時與傳統的西方形而上學是共通的。德希達要做的就是把共時和歷時結合起來，他首先提出「分延」(La différance) 這個概念；Différance其實是一個杜撰的字，它與法文的différence (不同、差異) 這個字發音相同，且都源自différer這個動詞。Différer這個字有兩層意思，一是「差異、不同」，一是「推遲、延緩、分延」，第一層是時間，第二層是空間，有著統一時間和空間的統一的作用，也有著擴展、分延的作用；它永遠沒有一個中心，沒有一個固定點，同時也不會有個整體性的結構。「分延」的概念是德希達批判傳統西方形而上學將共時與歷時、空間和時間分裂開來的最有效的利器，他的書寫學的理論基礎由此展開。

「分延」實際上體現了書寫語言的發展過程，在德希達的眼裡，書寫是個不斷區分、不斷發展、不斷擴散的過程。寫作的目的是製造「文本」(texte), 製造無限開放的「軌跡」(trace)，文本變成了一種由一組組軌跡交織而成的網路，在此，寫作已不再是作者自身思想和意見的記錄，它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從它在作者筆下出現的時候，它就有了獨立的生命，獨立於作者，創造了符號，提供一種「意指鏈」，作者在此已完全無作用，因為他的所謂創作已變成了一個有能產性的東西，本文與本文之間可相互溝通、參照、甚至影響，新的文本從舊的文本中產生，文本有著一種「替補」作用 (替換或增補)，也就是說，閱讀已不再是追求作者的原意，而是利用我們的現象力對文本的軌跡進行不斷的替補和補充，對本文不斷的重新組合，使它變成了一個新的生命，變成了一種再創作，作者至此對他創造出的文本已毫無影響; 他充其量只不過是文本創造過程中的一個過客而已，只提供了孕育新生命的溫床，當新生命誕生後，他就離開了舞臺讓這個新生命獨立成長…. (待續)

德希達、作者已死、紫微斗數 (一)

說到結構主義，一定馬上就會想到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傅柯 (Michel Foucault) 等人，而提到解構主義，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賈客‧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德希達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早期著作當中，例如《關於文法學》(De la grammatologie)、《書寫與差異》(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散播》(La Dissémination)、《哲學的邊緣》(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等書。 他的後期學術研究轉到了政治與道德的議題，這大約是1990年代的事情了。筆者90年代初期到法國留學時在巴黎的高等社科研究院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ociales) 有幸旁聽過大師的授課，在那幾堂課程當中，筆者聽到的就是關於他對政治、道德及哲學相關的議題。

他的學術思想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講的很清楚，而我只對他早期關於語言方面的思想感興趣；他關於語言和書寫方面的論著讀起來很有一點禪味，在此先簡述一下他的思想。德希達研究書寫學的立意並非建構一個理論，相反的他是為了顛覆它，而顛覆傳統的書寫學才能夠達到顛覆傳統西方形而上學的目的。據他的說法，傳統的西方形而上學可歸結成所謂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scentrism)；「邏各斯」這個字來自希臘文的λóγος，包含理性、規律、語言等意思，這個字後來演變成英文字的logic (邏輯) 以及所有學科的後綴詞 (比如: biology, sociology, etc.)。「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中心思維是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的認識、思想和理論都被看作是個客觀的、終極的、不需要媒介的現實世界，而這種思想的本質就是「對立」；它把一切事物及思想用二分法對立起來，比如：善與惡、美與醜、男與女、靈魂與肉體、同一與差異以及說話與寫作等都被看作是對立的個體，而這種對立永遠是前一個優於後一個（例如：善比惡優越…等），是一種不平等的對立，是一種單純二分化的世界，這種分類的對立使得同一性和統一性永遠優越於差異、延遲、距離及異化，第二項也被看作是第一項的墮落、否定和敗壞。因此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總是把存在 (Being) 確定為「當下」、「在場」，這就是以「當下」、「在場」為中心的本體論，在這種思維之下，異化、延遲、距離和差異是不被允許存在的。

「邏各斯中心主義」在語言中則體現為「語音中心論」，也即言語為當下所指，語言的本質是說話而不是寫作，後者只不過是語言的派生物而已，當我在說話的時候，我完完全全的瞭解我在說些什麼，同樣的作為話語的接收者 (聽者)，我在你說話的當下也完全明白你傳達的意思，也就是說，言語和聽者之間是不存在任何時空距離的，更遑論延遲跟異化了。寫作做為一種記錄的方式不過是我在無法當場與聽者言語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可是當我把意思寫在紙上時，它就產生了距離，而且有了差異，缺乏意義的完全自我呈現，也直接給意義的混倄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待續)。

梵音的翻譯以及盛唐時期的中古漢語 (一)

古代有一句話：「通音為小悟，參禪為大悟」，因此歷來的譯經高僧從來不曾翻譯陀羅尼的字義。不過雖然山水猶在，但物換星移，念音卻通不過時代的考驗，走音的現象一代比一代厲害，如何抓住譯師當時使用的譯音成了很重要的課題。 梵語的陀羅尼有些今天還找得到梵文的原文，但有很大的部分原文已迭，找得到原文的陀羅尼有些在很大的程度上與現存的原文已對應不上，原因應該是時代變遷，傳承的過程中有斷層的現象，這個時候就需要運用漢語音韻的知識來試著還原。 不過漢語的念音經過了幾個階段，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是有：上古 (Old Chinese)，中古 (Middle Chinese)，早期官話 (Early Mandarin) 以及現代漢語，本文所探討的范圍是中古漢語的這個階段。中古時期大約是南北朝經隋唐到南宋這個階段，這個時期是佛經翻譯達到高峰的階段，而漢語音韻的研究也在同一時期得到蓬勃發展。六朝時學者發明的「反切」注音法在此時期被大量且有系統的使用，【切韻】、【韻鏡】等字書就是這個時代潮流的產物。

盛唐時期，譯經進入了系統化的時期，用什麼漢字對應梵文的字音開始有了很嚴格的規定。以帶有介音 (medial) 的字母為例，劉廣和 (1991) 就曾指出，不空三藏在翻譯密咒時，凡是有i或y介音的梵文音節幾乎毫無例外的都用四等字而不用三等字，可見當時譯音的選字有著極為嚴格的標準，甚至在音調方面，從日本古代僧人的悉曇著作中得知，當時的梵文字母在盛唐時期大體上都是選用上聲字譯短音字母，長音則多用去聲字，從以上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大致窺得當時唐標準語的面貌，至於當時的標準語有些什麼特徵？我會再另一篇文章中詳細介紹。

漢語音韻研究的心路歷程

當初會去研究漢語音韻一方面除了公餘時窮極無聊之外，一方面也是想解決心中的某些疑問。說實話的，我一開始有點輕視這門學問，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念中文系的學生在搞的，心想：「中文不是每天都在說嗎？幹嗎還要花時間去念？更何況還有人念到碩士，博士的」。但接觸之後，卻瞭解到原來這門學問全然不是我當初想像的那麼一回事，且聽我慢慢道來…

我當初研究漢語音韻的動機是為了更深入研究梵語陀羅尼；深入研究後，發現要研究這門學問還真不簡單，除了要熟悉漢字的讀音，以及古傳的各種韻書外，對於與之相關的漢語方言、外國語以及敦煌文獻也要有所涉獵，例如，古代日語的漢音和吳音、韓文、梵漢對音文獻、藏漢文獻、古代中亞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越南文、甚至已為死語的西夏文，都要有某種程度的掌握才能將資料運用自如。這幾年為了得到這些文獻，逛遍了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也花了不少銀子購買大量的中外文書籍，看著自己的荷包日益消瘦。

雖說當初研究漢語音韻只是為了能更深入瞭解梵語陀羅尼的讀音，沒想到到最後自己卻一頭栽進去，開始對漢語的古音研究感興趣。大量閱讀的結果除了使我更加理解梵音之外，也同時讓我知道中古漢音是怎麼一回事，雖說這並非我當初研究的目的，但也算是個意外的收獲 (待續)。